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当前在不少贪腐官员那里都能见到的包二奶现象为例：难道我们有任何理由把这类荒淫无耻的现象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因为鼓励个体利益、妇女解放所造成的现代性人欲横流么？其实，反思一下历史就不难看出：它们毋宁说正是两千年来古代体制下得到儒家礼教明确认可的权贵阶层三宫六院、妻妾成群的特权享受的沉渣泛起。
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迥不相同。注：*英文本作The School of Universal Mind("宇宙的心"学派)。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人有作圣人的潜能。"(《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又有一段说："先生曰：'尔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学》为什么说"致知在格物"，理由就在此。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
什么是良知？它不过是我们的心的内在光明，宇宙的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德"。除了致良知，还有什么可做呢？致良知，就必须亲民。因此，从某种反讽性的意义上说，被认为撕裂了儒家伦理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在批判吃人礼教的维度上，其实恰恰直接延续了这几位大师级儒者所代表的那个儒家伦理传统。
注释： [①] 参见郭齐勇：《儒家伦理争鸣集》，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此外，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熊十力同样一度声称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甚至借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流行说法，严厉斥责了传统儒家伦理的家庭本位之丑 （《论中国文化书简·与梁漱溟1951年5月22日》）。
三 道德沦丧的活水源头 其次，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也出现了某些道德滑坡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严厉谴责。例如，先秦儒家大师荀子在察觉到孔孟一方面主张移孝作忠，另一方面又把孝父置于忠君之上会导致儒家不能用的结果后[②]，就开始独辟蹊径地强调，君主养育臣民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父母生养子女的意义，所谓父能生之，不能养之。
有鉴于此，硬将父子告密、兄弟检举、夫妻反目、朋友决裂等文革现象归咎于新文化运动针对传统儒家伦理展开的严厉批判，明显属于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再如，汉代儒家大师董仲舒直接继承了荀子首倡的君主高于父母、忠高于孝的伦理原则，在三纲中明确把君为臣纲凌驾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上，甚至通过王字的结构分析，全力论证了君主皇帝的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④]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可是，君权专制的本性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吏治腐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而传统儒家道德的血亲情理精神恰恰又在这方面发挥着为虎作伥的证成效应，以致那些偶尔一见的官德模范，反倒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儒家伦理的虚假伪善。乙和丙等各得自由，必不侵犯甲之自由，是为各得（《乾坤衍·辨伪》）。
则其各亲亲各子子，皆优厚至极矣。例如，第一节曾提到，康有为已经指出：夫贪诡、欺诈、盗窃、作奸、杀夺，恶之大者也，而其原因皆由欲富其家为之。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儒家大师熊十力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对于小康礼教负面弊端做出的一系列深刻的自我批判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尽管这些官员自己或许并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不熟悉孔孟的有关经典话语，我们却无从否认绵延两千余年的传统儒家伦理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积淀效应。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当前在不少贪腐官员那里都能见到的包二奶现象为例：难道我们有任何理由把这类荒淫无耻的现象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因为鼓励个体利益、妇女解放所造成的现代性人欲横流么？其实，反思一下历史就不难看出：它们毋宁说正是两千年来古代体制下得到儒家礼教明确认可的权贵阶层三宫六院、妻妾成群的特权享受的沉渣泛起。
毋宁说，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缺乏必要的法治监督等因素外，它们恰恰是深深地植根于传统儒家伦理两千年来所塑型的种种劣根性之中的。[⑥] 此外，拙著《忠孝与仁义》也有专门的章节，具体分析了传统儒家伦理的礼制腐败如何构成了两千年来吏治腐败的文化基因。
[⑤] 这个得以付诸实施的案例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这位致良知的大儒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没有遵循孔子的教导，主张父子相隐、夫妻相隐、朋友相隐、邻人相隐，直在其中，报官者罪，反倒强行要求他们即行报官，不然就要十家同罪呢？原因很简单：儒家大师王守仁依据君为臣纲的至高无上，将无限忠于万岁爷的忠君之情看得比民众自身的亲情友情更宝贵，所以才会迫使老百姓不惜以毁灭亲情友情为代价，也要检举告发那些威胁到君主统治和朝廷稳定的可疑之事。综上所述，在一百年来的种种道德沦丧现象中，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归咎于曾经猛烈抨击过传统儒家伦理的新文化运动本身。所以毫不奇怪，在新文化运动尚不见丝毫踪影的古代历史上，历代专制王朝已经充满了种种告发检举身边亲友试图谋反大逆的现象，以致告密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于是两姓相斗，两姓相仇……。同姓则相收，异姓则不恤。有鉴于此，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指责那几位儒家大师的有关见解是激进地中断了传统的话，我们又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揭露批判激进地中断了传统呢？难道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揭露批判，即便在儒家传统自身的历史绵延中不也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能够因此融入到这几位儒者同样置身其中的那个儒家传统之中吗？从这个视角看，当代儒者在偏执地拒斥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反思性地琢磨一下这些儒家大师对于传统儒家忠君孝父伦理观念的吃人效应展开的上述自我批判，并且由此出发想一想究竟是新文化运动的揭露批判有着严重的毛病呢，还是传统儒家伦理本身才包含着应当揭露批判的严重毛病？ 二 大义灭亲的儒家基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厉批判，是不是真像文化保守主义者指责的那样，由于割裂了两千多年优秀道德传统的历史绵延，才导致了一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道德滑坡现象呢？当然，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像某些儒者那样，只是大而化之地泛泛谈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应当具体地厘清所谓的道德沦丧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最终又是由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因素诱发而成的。
有鉴于此，不管我们今天对于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所持的立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其实都有必要深入反思一个关键的问题：你要保守维护或激进批判的究竟是传统儒家伦理的哪个方面，是它倡导的小康礼教呢，还是它倡导的大同之道？不搞清楚这个关键的问题，无论是赞同文化激进主义还是赞同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可能都既对不住儒家伦理，也对不住新文化运动，更对不住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可是，难道这些主张就是引发当前中国官员道德滑坡的精神导火索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因为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主张所要求的，恰恰是实现每个中国人作为公民的自由平等、正当利益，并且因此将批判的矛头明确指向了古代专制社会中权贵阶层对于下层民众的压迫束缚、盘剥坑害，却从来没有认为官员们可以从心所欲地追求私利、放纵私欲。
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文化运动 道德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也正是凭借这种精心构造的三纲，在孔孟时代一直不能用的儒家伦理，才会自汉代起长期受到了专制朝廷的青睐重视，逐步成为了中国社会具有正统意义的官方意识形态。
此外，在荀子界定的圣王之所禁的三奸中，不仅包括了所谓的奸事，而且还包括了所谓的奸说和奸心（《荀子·非十二子》），从而不仅把异端邪说的言论、而且把离经叛道的思想都视为必须运用刑罚加以惩治的罪行。同时，一旦这样确立了君为臣纲高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神圣权威，董仲舒当然就能凭借孔子有关乱臣贼子必诛绝的严苛信念，进一步倡导屈民而伸君的春秋之大义了（《春秋繁露·玉杯》），而要求人们凭借这种春秋之大义检举告发亲人好友的奸说乃至奸心，哪怕亲情破裂也在所不惜，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宣称，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批判了传统儒家伦理全力维护的官德理念，才从思想上诱发了这些官员的道德沦丧现象呢？借用一句流行的俗语说：恐怕连童话也不敢这样写吧。同时，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熊十力也从来没有把有关的道德滑坡现象归咎于新文化运动，相反倒是将其还原到传统儒家孝治论的宗法思想狭隘一团那里，精辟地指出：帝制告终，而小康派所遗传之自私自利、缺乏正义感、缺乏独辟独创的识力、固陋、卑狭、偷惰、委靡，乃至一切恶习，延及于今，恐犹未易除其根也。不错，在两千年来难以计量的无数官员中，肯定也能找出若干个凤毛麟角的青天、清官，并且成为当前儒者依然号召普通民众望眼欲穿地期盼等待的官德模范。所以，将当前贪腐官员的道德沦丧归因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个体利益、自由权利、个性解放，可以说是滑天下之大稽。
换言之，所有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大义灭亲现象，归根结底都是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下，凭借儒家提倡的君臣有义的所谓大义，才灭掉了儒家同时也提倡的父子有亲的所谓小亲，亦即为了维护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君臣大义，才不惜从事父子反目、夫妻决裂的灭亲行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进一步主张在否定传统儒家伦理倡导小康礼教一面的基础上，通过积极汲取西方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使之与传统儒家伦理倡导的大同之道融为一体，由此在现代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传统儒家伦理的生命活力，所谓天下人一律平等，各得自由，互相和爱，互相扶助，是为公。
所以，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在笼统抽象地要求否定家庭人伦方面的确包含着理论上的片面之处、产生了负面效应的话，那么，撇开熊十力同样脱不了这种干系不谈，这笔账至少也得首先归结到像康有为和谭嗣同这些儒家的大师那里，因为他们才是这类激进去家理念的活水源头。孟子最顽固，宗法思想，狭隘一团（《乾坤衍·辨伪》）。
（《仁学》卷八）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激进的言论实际上也是以大逆不道的方式，斥责了以传统儒家礼教为代表的旧文化会导致贪诡、欺诈、盗窃、作奸、杀夺、放逐……诛戮等邪恶的现象。（《岩镇曹氏女妇贞烈传序》）近来有儒者试图这样反驳戴震的说法：既然是以‘理杀人，又有何不可呀？这些儒者或许连孟子倡导的恻隐之心也忘得一干二净了，以致站在传统儒家的义理制高点上，麻木不仁地漠视了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像逼着贫穷无托的寡妇为过世的丈夫守贞以致冻饿至死这类冷酷无情的做法，除了儒家礼教鼓吹的节之天理外，还能从哪里找到为之辩护的正当理据呢？ 继戴震之后，清朝末期的康有为在肯定了孔子倡导夫父母与子之爱，天性也，人之本也的大功后，也笔头一转言之凿凿地指责说： 虽然，有所偏亲者即有所不亲，有所偏爱者即有所不爱。
有鉴于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当前众多官员在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度积淀下从事的损民利己、坑害百姓、家族腐败等道德沦丧现象，归咎于曾经对传统儒家伦理展开了精准抨击的新文化运动的头上呢？ 当然，近些年来在中国社会的其它阶层中，从学术圈、教育界、企业家、经商者到普通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诸如只向钱看、坑蒙拐骗、损人利己、不讲公德、抄袭剽窃、忽悠欺诈、假冒伪劣、投机取巧等等。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再如，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也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不用细说，新文化运动确实倡导个体利益、自由权利、个性解放。
有鉴于此，本文的内容主要是正面阐发笔者对于有关问题的基本看法，而不是针对上述批评的具体细节一一做出回应。唯一令人遗憾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弥足珍贵的启蒙贡献未能持久延续，以致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儒家伦理小康礼教的撕裂中断远远不够彻底，结果才导致了这种道德自觉的倾向迄今为止尚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种种道德沦丧现象的地步。
事实上，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大义灭亲的著名人物，正是被儒家奉为道统中的千古圣王，乃至被认为与孔子一起创立了周孔礼教的周公姬旦：他在发现了管蔡二人想要推翻成王的谋反动向之后，立刻就为了忠君大义率军亲征，毫不留情地灭掉了自己的这两位亲兄弟，甚至还直接灭掉了其中一位的生存权。例如，对于孔孟原儒家怀有肯定态度的清代儒者戴震，就曾站在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规范性立场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乾坤衍·辨伪》）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帝制告终之后依然顽固存在的这些恶习，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传统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小康礼教的文化遗传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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